论范文程献反间计陷害袁崇焕记载之谬
序：黄宗羲《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有段记载，叙述后金对袁崇焕施反间计，这段记载十分详细，却颇有失实之处，我将详细的分析。
一、范文程不可能献反间计
关于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记载，一共有两个出处，一个是李霨为范文程写的墓志铭，《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另一个是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神道碑铭，《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写作的时间早于《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因墓志铭是随死者下葬，埋在土中的碑文，必定在范文程下葬的时候已经写就，范文程死于康熙五年（1666年），次年葬于怀柔红螺山，墓志铭写作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康熙六年。而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写于康熙辛未年，“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為之”，也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比范文程墓志铭晚二十几年。二者叙事，则是《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远比《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详尽，不似前者完全因袭后者，因此有必要考虑二者是否相关，及《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说法的来源。
《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的记载如下：
“天聪三年冬，（范文程）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
黄宗羲《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原文如下：
“……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
前者对范文程献计的叙述极其模糊，只说是“宁远总制”，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提及。后者则不仅直指反间计的对象是袁崇焕，而且对施反间计的过程多有描述，甚至包括一些细节。然而两者皆有不实之处，先说后者，“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这段记载，就很有问题。
遵化攻陷之后，范文程留守遵化，并没能跟到北京城下，“命参将英古尔岱、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大军自遵化起行……”（《满文老档》９５７页，本文所引《满文老档》版本皆为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满文老档》（全二册））“令参将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清太宗实录》卷五 79页）“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而《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所记“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很显然是发生在北京城下的事，因为太监也是在北京城下抓的。据《满文老档》记载：
“十七日，大军起行，距北京城约二十里，至明帝牧马堡驻营。该堡南五里外，有明帝牧马围，极大，每面二里余，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留其羸瘦不堪乘骑之马四十、驼一。令善加饲养之。”（９５９、９６０页）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９６２页）
《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十二月甲子条目下，１６１１～１９１２页）
由于并没有其他记载显示还有另外被捕获的太监，《崇祯长编》记载被命令传信的太监也是养马的太监，其中也有一个太监姓杨，看守者中有一个姓鲍，大体和《满文老档》可以对上，两者应该就是说的同一件事。所以可以肯定，反间计中的两个太监就是这两个养马的太监。这两个太监是在北京城近郊牧马场捕获的，和远在遵化的范文程不可能有交集。而范文程显然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在皇太极还没有通过蓟门的时候就预知他们可以抓到北京近郊的太监。
既然范文程当时在守遵化，他和皇太极最后的交谈也应该是皇太极离开遵化到蓟门之前。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皇太极一定能打到北京城，关心的应该是怎样行军打仗，而不是反间计这种细节性的计谋；又他们不会预计到一定在北京和袁崇焕对垒，更不会进一步确认即使捉了袁崇焕明朝也不会换一个更加精明指挥官，所以他们在遵化定反间计就显得不合情理。且遵化没有太监可抓，由范文程说话给太监听，很显然是虚构的情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记载，可能源头来自范文程的墓志铭。
清·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有这么一句话：“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
然而范文程墓志铭所述也有不尽不实之处，比如如下文字：
“洎太宗文皇帝即位，察公才堪大任，简置帷幄。天聪三年冬，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
然而据满文老档，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这五城由范文程谕降之事并无记载，反而有记载攻城。“二十八日，潘家口人有在汉儿庄者使往潘家口招降。至晚，潘家口守备金有光，遣其中军范民良、旗鼓蒋进乔齎书来降。”（《满文老档（全二册）》946页），“右翼台吉济而哈朗、岳讬，二十六日连夜前进。于二十七日丑时，攻克大安口城，招降明守备驻守之边内城。次日，招降明参将驻守之马兰峪城。次日，招降明守备驻守之马兰口城。明步骑兵五队，闻炮声来援，尽击斩之。”（同上，947页）当时后金和蒙古是分路入犯，右翼台吉济而哈朗、岳讬这一路和皇太极并不在一起，范文程在皇太极军中，不可能遥控另外一路人马的进攻，可见上述大安口、马兰峪、马兰口之陷与范文程无关，这三城亦非全部招降。《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之“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所记当是和“明步骑兵五队，闻炮声来援，尽击斩之。”（老档）同一事件，然而把属于台吉济而哈朗、岳讬两人的功劳嫁接在范文程身上，显然是谀墓之意。则文中所说“公进秘谋，纵反间”亦未必实有其事。李果的《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对墓志铭多有因循，然而对范文程进反间计一事不取。
既然范文程不可能在遵化献反间计计，那么反间计究竟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所执行？《满文老档》记载是高鸿中、鲍承先等，这个记载又是否属实，稍后再分析。
《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有如下文字：
“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
小奄，也就是小太监，小太监怎么能那么容易见到皇上，这是个问题。当时崇祯对太监并非信赖，崇祯二年三月刚刚钦定逆案，处理了攀附魏忠贤的大臣和太监，牵连多达二百五十八人，而且不肯放过相关的内臣。“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国榷》5468页）可见此时崇祯痛恨太监参与国事，如果有太监敢于密告封疆大臣，死的是袁崇焕还是太监实不可知。什么样的小太监敢做这种大事？而且逮袁崇焕之前，袁崇焕在众人眼中还是深受崇祯眷顾，皇帝对他的请求经常是优旨答之，即使一品大员，被他杀了也是没有丝毫反抗和伸冤的余地，何况是崇祯并不属意的太监。
按《满文老档》记载，中反间计的太监是京郊牧马场捉获的养马太监，可见职衔并不高，这两个太监也并不是在宫中当差，放归之后，能不能直接进宫，这也是个问题。
又文中说“举朝不知”，既然如此，写文章的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是从《清实录》看到，还是听说传闻？或是另外的渠道？又如何证实可靠性？
又既然“举朝不知”，审判袁崇焕的时候自然没有呈堂作证的机会，如何能做到置袁崇焕于死地呢？《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本身亦对反间计的效果不以为然，认为“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引起比较严重的效果。（当然文中认为袁崇焕之死的原因是党争，这个观点是否属实，本文稍后也将详细分析。）反间计即使存在，有没有起到作用亦十分可疑。况且“举朝不知”这个细节又不符合常理，因为崇祯倘若是听信太监密报而逮袁，则信任的是太监而不是袁，那么不可能在审讯袁崇焕的时候不让这两个太监作证。
袁崇焕最终定罪，深遭国人痛恨，如果有太监告发他，那么告发他的人会被当成英雄，功臣，受到百姓称赞与爱戴，得到皇上的眷顾与封赏，在当时来看这将是莫大的荣耀和功绩，当事人难免自矜自傲，恐怕到处宣扬自己在鞑虏营中历险，归来辅佐圣君智擒国贼的传奇经历。即使当事人比较低调，他们身边的人也会把这些事传的满城皆知，在笔记野史里面难免多有浓墨重彩、添油加醋的描述。而现在看来，相关记载不仅寥寥可数，而且语焉不详，根本没有崇祯三年刚刚杀袁崇焕的时候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最应该产生传闻的时候，传闻是一片空白，那么这两个在当时最应该出尽风头的当事人踪迹皆无。——这两个人究竟有还是没有，也就成为一个问题。
又《满文老档》记载是：“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962页）
后金的记录提到对太监用反间计，这很正常；至于太监有没有向皇帝报告，后金方本应无法得知详情，后金的记录仅仅是后金方的推测；而后金竟然在应属于崇祯二年记录的条目下多出来一些明显应该是崇祯三年的记录，（“遂执袁都堂，磔之”，这是崇祯三年九月的事），显然并不正常。而明朝的记录只说后金命令两名太监送信，丝毫没有提到反间计之事，又加上明朝一直以来缺乏对太监告密的记载，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太监根本就没有对皇帝说起关于袁崇焕的事呢？又或者后金根本没有对太监用反间计，仅仅是擒住太监纵归命令他们带信，而袁崇焕被逮恰在近期发生，于是被后金军民附会成反间计呢？再就《满文老档》的记载，“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杀袁崇焕在崇祯三年，而记录出在崇祯二年，如果是当时所写，显然不可能知道“磔之”，说明这段记录或其中一部分是事后添上去的，时间不会早于崇祯三年九月。是以结果而逆推从前，只不过是自圆其说，真实性的保障自然是一点也没有。
二、碑文对施反间计的两个关键人物——奴酋和范文程的记载错误
1.关于施反间计的主角之一——奴酋皇太极的错误
原文：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
这里一连三个“太祖”，实不知究竟说的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如果说攻宁远不得志的，是努尔哈赤的可能性并不小，而可以在北京城下施反间计的，只能是皇太极，因为当时努尔哈赤已经死了三年。再细看这段记载，前文有“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中间有“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其后有“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内容的的确确说的就是己巳之变北京城下的事情，也就是说，文章记载的是死太祖害死活督师的玄幻故事。当然，必须确认文中的“太祖”乃是皇太极之误，至于为什么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错误，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
既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连施反间计的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更连己巳之变入寇的奴酋是谁也记错，那么如何保证其余的记述准确无误？又如何保证关于反间计的记述准确无误？更如何保证比奴酋不起眼得多的两个小太监的记载准确无误？
2.关于施反间计的主角之二——范文程的错误
原文：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
因为文中把两个清酋混写，不排除作者认为在入寇的奴酋就是努尔哈赤，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范文程和两个奴酋的关系。首先，范文程接近到“太祖”并献计的可能性等于零。
关于范文程的简历，《清史稿·列传十九》云：
“……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
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天聪三年，复从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文程别将偏师徇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凡五城皆下。既，明围我师大安口，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略永平，留文程守遵化，敌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
然而这段叙述很不符合事实，关键在于“太祖”对汉族实行的是极端的种族压迫政策，并且尤其痛恨知识分子，俘虏的秀才、官绅人等都是格杀勿论，对范文程两兄弟独独不同是不太可能的。“太祖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王先谦:《东华录》卷一)在这种情况下，敢去见“太祖”并承认自己是读书人等于不要脑袋。其次，崇祯二年（皇太极天聪三年）之前，后金的资料中并没有范文程的相关记录，如果他天命年间就投效“太祖”，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记录是空白。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张玉兴先生的《范文程归清考辨》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天命三年，努尔哈齐率兵攻破抚顺，范文程被俘，隶镶红旗下为奴，至天聪三年考试儒生，文程始出籍擢置文馆，且渐迁升，颇受重用。就某种意义言，文程为清所不自觉造就出之第一代汉族人才，历事三朝，对其一统有重要贡献。是故清基于政治考虑，初则隐晦其被俘为奴之实，雍乾以后则进而作伪，使由‘阶下囚’一变而成‘座上客’。有清官私文献谓文程‘来归’云云，其肇因即在此。”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之前，暂时取这个结论：范文程在“太祖”时期被虏为奴，直到皇太极时期参加科举才摆脱了奴隶的身份。由此可知，范文程能接近到的清酋只有可能是皇太极，向“太祖”献计是不可能的。
其次，范文程当时并不是章京。
后金开始利用汉族知识分子，是皇太极上台以后。皇太极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置文馆，“文馆”的本义原为书房，凡通文史命直文馆者，授官参将游击，皆号榜式，通称儒臣，又称文臣；其以儒生俊秀选入文馆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即1629年)九月满清历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举行，三百名在“太祖”刀下逃生并在女真人门下为奴的汉人生员参加了这次考试，其中二百人被录用，这是满洲贵族用考试办法选拔官吏的开始。“天聪三年……九月。……初考试儒生。……分别优劣，得二百人。……俱免二丁差徭。并候录用”(《东华录》)。范文程通过科举考试之后，被擢置文馆使用，这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当时距己巳之变只有不到两个多月，已经是后金开始为出征作准备的时候。按满文老档的记载，己巳之变中范文程当时称为范生员，“命参将英股尔泰、游击李思忠、范生员统备御八员，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留守遵化城。”（《满文老档》）明显是文馆的一个尚未授官的秀才，而并非“章京”。
“章京”这种官职称呼是天聪八年（也就是己巳之变五年后）才出现的，职衔高则为总兵，低则为备御，中间有副将、参将、游击，高下差别很大。
“初，天命五年，论功序列五爵，分总兵为三等，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牛录额真称备御。天聪八年，始设一等公，即五备御之总兵。及一、二、三等昂邦章京，即总兵。梅勒章京，即副将。扎兰章京，一、二等即参将，三等游击。牛录章京。即备御。”（《清史稿·职官四》）
《八旗通志》的记载略同。可见统称“章京”是很模糊的一个说法。“范相国时为章京”所述不仅不清不楚，而且与事实不符。根据清史稿对范文程的记载，范文程在崇祯九年才封为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清史稿·列传十九》）甲喇章京，也就是扎兰章京。崇德元年是崇祯九年，比崇祯二年已经过去了七年。
“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这几句话连贯起来，谬误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高。一是把努尔哈赤后移到崇祯二年，二是把崇德元年（崇祯九年）的事情前移到崇祯二年，把前后十年间的内容揉到一起，基本的史实错的一塌糊涂。看来不像钻研历史的学者所写出来的史论，反而像好事文人穿凿附会的历史小说。既然如此，本文关于反间计的记载也仅仅能当成小说，全无作为史料而存在的资格，且相关参考价值亦甚低。
至于文中出现的错误是因何而来，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范文程不曾献过反间计，在此可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