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
——钱文忠教授在扬州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上的讲演
鉴真大师在日本备受尊崇，为日本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大师还将唐朝的建筑、雕塑艺术传到日本，特别是后者，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重要的“唐招提寺派”。在传播汉语言文学乃至书法方面，鉴真大师等用唐音说法，这对日语中始终保存唐音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另外，鉴真大师对日本医药学也有重大贡献。
我们完全可以说，鉴真大师和弟子的影响遍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鉴真大师，根本就无法想象日本文化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今天的题目是“鉴真东渡”，讲坛的所在地正是设在大明寺的鉴真图书馆。众所周知，鉴真和扬州以及大明寺有着怎样的因缘。扬州是鉴真的出生地和弘法地，大明寺则是鉴真长时间驻锡的本寺，这里更是鉴真东渡的始发地——此时此刻，我仿佛看见鉴真大师的慈悲目光，穿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正在凝望着我们。
“鉴真东渡”是一个备受中日学术界关注的题目，长久以来，有许多优秀学者投身其中，发表了大量论著。大致可以说，在没有重要的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鉴真东渡”已经题无剩义了。我想，我所能够做的，是一种就“鉴真东渡”这个题目而言，似乎还没有学者做过的尝试：在严格纯粹的学术论述和自由庞杂的演义传说之间，以前者为基础，寻找一种平实、可靠、有趣的大众讲述方式，尽量全面地向非专业的人们展示“鉴真东渡”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骇浪和波涛。我希望能够通过“复原”，争取达到“复活”的目的。
一、东渡前的鉴真与扬州以及唐朝佛教的特殊阶段
鉴真俗姓淳于，这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姓氏。扬州人，具体说，是江阳县人。
江阳在南唐被废，大致就是今天扬州市区的一部分和江都的一部分。有关鉴真的家族和出身，能够确知的是，鉴真的父亲曾经从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是一位修禅的居士。这一点，在赞宁《宋高僧传》和很重要的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后者的文字是这样的：“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
鉴真出生在哪一年呢？在这一点上，略有争议：一说是唐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一说是四年（688）。至于卒年，记载一致，中国方面说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日本方面说是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大师是在日本圆寂的，所以，使用日本年号是比较恰当的。在俗世，我们的鉴真大师享寿76年或77年。在一千二百多年前，这是长寿了。鉴真的生命历程，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为三段：56岁前，在大唐生活、学习、弘扬佛法；56岁到66岁，六次东渡，历经艰辛，终获成功；66岁到77岁，弘法日本，照耀扶桑。
唐天宝二载（743）冬，也就是鉴真大师56岁那年，着手东渡；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冬成功东渡，到达日本。在这十年里，鉴真大师过的只能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此前的56年里，应该说，鉴真大师在大唐的生活是平稳顺畅的。
首先，这56年跨越了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从政治上看，正是盛唐“贞观之治”经由武周革命，迎来“开元盛世”并刚刚开始走向天宝衰变的时期。
初唐至中唐的百余年里，佛教发展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就佛教而论，中国本土化基本完成，形成了明显带有中国特点的教义学说和宗派。佛教领域的中外交流极度频繁，中西之间，陆海之上，汉胡梵僧，仆仆于道，不绝于途；中国佛教由输入为主，到渐渐发展出一种由内到外的、由于成熟而生的巨大张力，日益走向对外输出。寺院、僧徒数量庞大，佛经翻译和研究成果斐然。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可以参看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任继愈先生则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明确指出：“佛教已成为隋唐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政治作用不下于儒教，影响的广泛甚至在儒教之上。”
鉴真大师生命前56年，扬州又怎样呢？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一句话，直截了当：“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唐时的扬州是黄河以南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南北交通、东西贸易的中心，整座城市高度繁荣，达到了城市生命史上最为耀眼的时期。
有两点必须予以特别强调。一、扬州的佛教极其兴盛，乃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著名寺院林立。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就讲“扬州有四十余寺”，其实远不止此数。和鉴真大师关系密切的大云寺、大明寺，毫无疑问名列其中。
另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唐朝的扬州非常国际化、非常开放。当时，有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定居在扬州，有的是累世居住。
鉴真大师的研究者郝润华教授在《鉴真评传》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见地：“鉴真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发达的、国际化的大都市，从小就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才具有开放的、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质和雅量，才会摆脱个人的狭小圈子，毅然走出国门，将从西方世界引入的佛教继续传向东方的邻国。更何况佛教普渡众生的宗旨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开花，这当然与他从小受扬州佛教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不无关系。”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鉴真大师十四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鉴真大师就智满大师出家，住扬州最大的寺院大云寺。当然，起先还是一个沙弥。
鉴真大师当然不是满足于扬州安逸生活的凡人，景龙元年（707），他离开扬州到东都洛阳求学。次年，从洛阳来到西京长安，并于三月二十八日从高僧弘景大师（634-712）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鉴真大师的“三师七证”的姓名至今都还保存着。
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鉴真大师在唐朝的首都广为游历，精进求学，历炙名师，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佛学基础。唐玄宗开元元年（713），鉴真大师回到故乡扬州。一直到天宝二年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叡、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鉴真大师基本上都在扬州附近弘法授戒，从事各种佛教活动。
在日本学问僧来扬州请求东渡前，鉴真大师起码在扬州附近江淮一带，早就已经是佛教界的顶尖大德了。
二、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盛况与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历史之长、影响之深之广，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罕见。中日文化交流在唐朝达到高峰，有关中外论著汗牛充栋。我在这里只能着重介绍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我的依据主要是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由夏应元教授撰写的《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
总的来讲，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日本积极主动全面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决定其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核心环节，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等，这一切都是以向唐朝学习为基础的。二、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从唐朝全面学习、全面移植，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和精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遣唐使”。当时，不定期地派遣遣唐使成了日本的国策。从630年第一次派遣，到834年最后一次派遣（正式决定停派是894年），一共派出十九次，实际到达十五次。从701年第六次遣唐使起，就完全以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为目的。另外，唐中宗至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超过五百人的有三次，都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入唐。这正是鉴真大师所活跃的年代。
其次当然是“学问僧”。来唐的学问僧的人数远远超过世俗的留学生，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学习和传播唐朝的佛教。后期的情况又有所发展，占优势的是“请益僧”或“还学僧”，他们是在某些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人物，到唐朝一两年，是带着明确的疑难问题来的。这就反映了日本在学习唐朝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进步。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佛教受到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的信仰，发生了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巨大变化。这期间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其中特别严重的，就是日本和唐朝一样，只要取得僧籍，就能免去赋役，这当然会诱导人们为了生活考虑而选择出家为僧了。麻烦在于，日本没有诸如“三师七证”之类由国家控制的授戒制度。日本的僧人至多接受三聚净戒，只需要一位戒师即可。更多的干脆是自誓自戒。日本社会对这样的私度、自度也完全承认。国家就完全没有手段来控制僧人的数量了，长久以往，必然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所以，日本的有道高僧，如元兴寺隆尊才提出向大唐寻求戒师。为了佛教宗派的完善，为了提高僧人的素质，为了增加佛教镇护国家的效力，为了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佛教，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
实际上，在鉴真之前，也确实已经有唐朝的戒师东渡了，但是，情况似乎并不理想，不能满足日本佛教界的期盼。
上面所讲的是日本佛教的特殊需求。鉴真大师之所以接受日本邀请东渡，还有其他考虑。
作为一名高僧，鉴真大师是满怀普渡众生的慈悲胸怀的。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期盼着能够有机缘将玄奘法师等高僧从印度求回的佛教戒律传播开去。
机缘有正有反，有主动有被动。我们上面讲的都是正的、主动的机缘。那么，难道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反的、被动的机缘吗？
确实出现了。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他面临的是武周佛教势力急剧膨胀的局面，出于不难理解的多种考虑，他利用道教，一方面制衡佛教，一方面打击武周势力。道教受到推崇，空前发展，佛教相形见绌，这一切怎么可能让虔诚的鉴真大师无动于衷呢？我前面提到的郝润华教授再一次发表了精辟论断：“我们可以循着鉴真成长的足迹看到他的这一心态：在武则天崇佛抑道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在律宗得势的中宗、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在玄宗崇道抑佛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终成正果。”
机缘凑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