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出生于凤凰街上的平安医院，那是我父母工作的地方。之后我住进南京路上我家的老房子里，度过一段为时八年的无效岁月。
南京路是我出生的城市里最繁华的一条街。解放前的法租界，一栋栋神气的欧式建筑倨傲地沿街屹立，撑起商业区华丽的门面。银行、餐馆、商铺和会所散发着殖民气息，出入的人脸上有种不加掩饰的优越感。长在这条街上的姑娘容易瞧不起人，她们都是些漂亮而骄傲的女孩子，做的梦都是带蕾丝花边系蝴蝶结的。
南京路却没在我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小时候，我是个不爱说话但脾气挺坏的小姑娘，看什么都不大顺眼，独自和这个世界生着气。
我家的老房子在南京路一座名为"明星"的照相馆楼上。青砖石构造的三层楼，结实的墙壁，开阔的窗户，最大的优点是冬暖夏凉，我家住中间的那一层。对老房子的爱是在搬出去以后才逐渐明晰的，身处其中时，我只感觉得到四壁围拢起的寂寞。
记忆里南京路的学校生活也一样是寂静无声的。因为妈妈太忙，我没人管，四岁不到就被扔进附近的小学上学前班。幼儿园太远，妈妈没时间送我去，小学里又有做教导主任的姨妈可以照顾一下我，只好这么着。五岁上一年级时我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成绩还不赖。我不和学校里的女孩子们玩，我知道自己和她们不一样，她们属狗或属猪而只有我属鼠，她们喜欢跳皮筋踢毽子我不喜欢，她们有爸爸我没有。
我才出生几个月，爸爸就不要我们母女了，他独自生活在国外。那时的我是麻木的，并不为此伤心。因为不与同学交往，没有人触碰，我也不知道这里有一个伤口，不知道疼。或许我是知道的，正因为知道我才不与人交往。
南京路八年，我就这么一个人寂静地自生自灭。
妈妈是医院里的一个小护士，独自抚养一个上学的孩子，一直力不从心。后来妈妈的同事出了个主意，让她把南京路的老房子租出去，在凤凰街租个便宜的小房，可以多一笔收入，离医院又近，不用两边赶。于是，我的小学五年级便是在凤凰街小学念的。
这是一条黯淡的小街。说它小，是因为它格局小，气势小，大放光彩的机会少，住的也多是些小家小气的市井小民。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小职员，售货员，修理工，清洁工，司机，厨子，算命的，去痣挑鸡眼的，做各种小买卖的……诸如此类，挣钱都不太多。大多数人做上一行就做了一辈子，即使更换工作，也就是从搬运工变成守夜人，从卖内衣变成卖毛线，从来香饭庄的厨子变成兴旺餐馆的厨子。闲人也不少，就聚在小商店前下棋、聊天，或穿件睡衣独自坐在家门口看太阳东升西沉。
凤凰街上的房屋排布乱糟糟的，楼房挨着平房，平房挨着棚户，还有许多违法的乱搭乱盖。说起来不成样子，看起来参差错落却有一种特殊的美。就像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姑娘，你知道她若没长那些雀斑会更美，可就这样长着也可以，看习惯了，还能看出斑斑点点的可爱。
我们的出租屋离平安医院只有二百米的路程，是一间三室一厅的平房，一间堆着房东的旧物，我们住另外两间。作为安抚，我得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房间。
住南京路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在街上晃荡。我有一扇大窗户，可以将半条街景尽收眼底，光看看进出楼下照相馆的装束隆重的顾客便可打发去一个下午。但搬到凤凰街住进小平房，推开小窗户，看见的是另一个带小窗户的小平房，没意思透了。于是我推开门，走出去。
出门一看，值得一看的真多！
裁缝店里的老先生剪裁布料，拿着白粉笔画线时慎之又慎，一剪刀杀下去却是干脆利落的。中药铺装药草的一格格小柜子闪着油亮，老板长得有几分仙气，永远礼貌周全；他家女儿收钱时动作特麻利，开关抽屉时弄出短促声响的手，待到摆弄两根好看的辫子时又开始变得柔婉。收破烂儿的老头嘴上叼的劣质烟味道极冲，他捆东西很有章法，捆出的声音结实好听。花圈店的老师傅总在慢悠悠地扎花圈、做金元宝、打纸钱印，他拿毛笔写"奠"字时也是慢悠悠的；花圈店里还有个小哥哥，不是在低头看书，就是低头画素描。说是素描雅了点，也不准确，其实是画死人像。花圈店旁那家旧书店的老板从不看书，他只管将旧书盘一盘盘成新书，或将旧书盘一盘盘成古书。
凤凰街是没脾气没架子的，透着股体恤与宽容；它自身是低姿态的、服小的，所以它谁都瞧得起。永远感激凤凰街，给了我这个寂寞贫穷的小女孩人生的第一个朋友和第一个天堂。朋友是余谦，就是那个花圈店的小哥哥，而天堂就是旧书店。
我站在花圈店的窗户前看小哥哥画画的第三个黄昏，他抬起头，开口对我说："小孩，进来看吧。"
余谦温暖的笑容、好看的浓眉、细瘦有力的手指轻易地赢得我的好感，我这个孤僻成性的小女孩竟没有多少犹豫就走进了花圈店，坐到他的身边。坐下时我甚至难得地给出了一个乖巧的笑。
"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先告诉我，我才告诉你。"
"呵呵，看不出来，小丫头还蛮鬼的。我叫余谦。谦虚的谦，会写吗？"
"别瞧不起人啊，我上五年级了，认识的字可多了！你上几年级啊？"
"我上一年级。"
"不可能！哪有一年级的长你这么高，这么老的？"
"呵呵，我很老吗？"
"反正比我老。你几岁了？"
"你先告诉我，我才告诉你。嘿嘿。"
"小气！"
"是谁先小气的？而且，我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你还没说你的呢！"
"说就说呗。我叫倪薇拉，八四年生的，属老鼠……"
"哈哈，属老鼠--你的说法真可爱！"
……
一切都很自然。没有壁垒，没有防线，没有试探，没有计策，我们就这样自自然然成了朋友。不要小瞧孩子的友谊，那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小孩子还没来得及拥有事业和爱情，也没有足够的钱，他们的骄傲、愿望、爱和失落都只能投射到朋友身上。是因为有了朋友，才没让寂寞杀死自己；是在朋友欣赏和鼓励的眼神里，才成就了完整的自己。就像和余谦谈话后，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与妈妈以外的人说那么多话，我也可以不孤单。
花圈店的老先生是余谦的爷爷。爷爷话很少，偶尔与我说话，总是很温和。爷爷与余谦说话也不多，说的都是做工、过日子的琐事。中国的家庭大多如此，亲人间的话题皆是最日常的，很少关乎内心，但依然是至亲至爱。余谦和爷爷的感情很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余谦是爷爷捡回来的弃儿。
我从来不觉得余谦可怜，只在别人对他表示廉价的同情时我才觉得他可怜。"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没爹没娘的，真可怜……"一听这话，怎么着也得摆个低眉顺眼的样子，要不然多不识好歹？那些愚蠢的善人们，就这么把好好的一个人逼得人格分裂，分裂出一张愁苦的脸来随时配合他们泛滥的同情心。
余谦倒是不卑不亢地陪那些打着行善旗帜的骚扰走个过场。他很小就修炼成"片叶不沾身"的世外高人的风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生气上。纳博科夫说得好：大地上最先觉察到时间的生命也是最先微笑的生命。那觉醒的微笑来得越早越好，迟了，笑容里是带有皱纹的。
余谦总是微笑的。微笑的人是强大的。余谦的强大，说到底，是因为他有绘画，有书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问过余谦："画死人你不怕吗？"他说："不怕，我画的是他们活着时的样子。"
余谦的画没有匠气，只有灵气，还有一种悲悯的阔大之气。他是用心画的，画出了眼睛里的眼神，画出了鼻尖底下呼吸的末梢，画出了凤凰街居民灵魂里的沉重和空虚。也许那个死去的老头老太太从来没有被一个人如此认真地观察过，连他们自己照镜子时都没有发现那被岁月毁掉的容颜里有一种沧桑的美。而余谦用他的铅笔擒住了这种美。
花圈店旁的旧书店是上帝对余谦的恩赐，余谦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