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保卫现代诗歌及其对象》外N篇（作者：派拉蒙）
《疯洋洋与自动做诗机》
-------作者：派拉蒙
诗歌其实是冷酷无情的魔鬼，并不温情脉脉。想要与诗歌结合在一起，或者做儿女亲家，单靠热爱恐怕收效甚微，加上勤奋也不见得奏效。缪斯这个人们捏造出来的诗神，决不会因为热爱和勤奋就恩赐信徒。缪斯来去全无踪影可寻，大概真的不存在，人们至今尚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释诗歌如何发生，诗人如何降临，又大概被各种各样的解释闹糊涂了，因而才不放弃信仰“若有神助”之说。海顿当年听到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曾经大喊大叫，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上帝的通知。但上帝什么时候再次通知，将通知谁，以什么形式通知？这可不那么简单，上帝的通知不是交通警察的罚款单，越过路上的双黄线没有用，上帝不会因为谁先锋谁勇敢就发给通知，等在那里是敬礼的警察。
自从新诗这一语言形式来到汉语当中，与魔鬼打交道的诗人们不是不热爱不勤奋，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但有几个诗人接到了上帝的通知呢？只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凭借灵敏的鼻子嗅到缪斯诗神若有若无的芳香，绝大多数诗人包括本不该做诗人却硬生生做了诗人的人连魔鬼家的大门都没摸到。与小说乃至长篇小说的写作比较，诗歌写作显然纯属脑力劳动，不是体力劳动，无须经年累月趴在桌子上写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诗歌不屑于客观标准，而是自设标准，自己确证自己，同时还要以自设的标准“治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诗歌实践并不检验客观真理，只检验主观真理，而自设标准的前提就是主观真理。诗人们提出各种诗歌主张和观念，付之以诗歌实践，形形色色的流派团体应运而生，当然也有价值意义，不过，诗歌实践的价值意义放在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中去考察却不为主观意识左右，大量诗歌实践和实践成果并无价值意义，只是诗人们不承认而已。诗人在主观真理指导下的诗歌实践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他者的证伪活动对诗人基本不起作用，相反，诗歌实践的不可证伪性蒙蔽了无数诗歌实践者，这些诗歌作者只信任自设标准，认为诗人有权坚持真理。接二连三自费出版个人诗集，化钱买报纸版面发表两千行诗歌等等，所有为保存、传播实践成果的作为和举措都有堂堂正正的理由。大诗人在早期不是都曾经自费出版诗集吗？聂鲁达如此，沃尔柯特也如此。庞德帮助艾略特在自办“民刊”上发表《荒原》的事凿凿有据，焉知当代汉语中的自办“民刊”不能催生出庞德和艾略特？
我认识一个诗人，他当兵时的战友是我的朋友，诗人这几年已经出版了六本个人诗集，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看到诗人的诗集，我问朋友，诗人的诗怎样？朋友说，别的没什么，就觉得他晚上没事干又不睡觉，在那里瞎想。我这个朋友不写诗，也无迹象和证据表明他精通诗，他的话自然没有权威性，不算数。诗歌教育和训练或许是读诗的必要准备，但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就不能读诗，没有谈论诗歌的资格，连接受诗歌的能力都不具备吗？恐怕未必。我多少有点相信我的朋友对这个诗人的评价，看似漫不经心，却说出了一个读者的真实观感，而读者不应该承担阅读责任。诗人一般不愿意接受阅读的否定判断，他们对于诗歌价值和意义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即使是诗人之间的否定判断，有谁心悦诚服地接受？价值与意义又不是谁家独享的专利。
网络的传播交流方式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场域，在网上不存在怀才不遇，没有什么不可能，任何诗的表达、表现以及表演都能获得自由，但是，诗歌写作在网上的命运又是一个悲惨世界，网上的诗歌在快速更新中短时间就烟消云散，面临着比以往更残酷的新陈代谢，没有多少诗歌被记住，要想在不同的诗歌群体之间造成广泛的影响简直绝无仅有。当诗歌表达作为个人的内心诉求渐渐弱化，诗歌审美趋于疲劳，诗歌表现堕落为直接表演，一些人选择退出和一些人选择沉默完全合乎情理。诗歌在网上扩大了自身的游戏性质，虽然人们游戏得一本正经，但游戏总有令人乏味的时候。最近，失踪了几年的“前网络诗人”“疯洋洋”重新在网上现身，他在早班火车论坛说：“倘无以下两个理由，俺觉得大家还是改行玩点别的吧，1、再现当今及日后比T.S.艾略特《荒原》还荒的荒原。2、积极参与建设和谐社会。By the way，俺就不干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可能写出杰作，或者没有功利性目的，还不如不要玩诗了。诗有什么好玩的，何必非要玩诗不可。估计“疯洋洋”难以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地玩诗歌，真疯了？
“疯洋洋”的小声呼吁不是不可理解，人活在世上的确还有很多事可做，生命有限，做一点比写诗更有意义的事也是珍惜生命的一种。然而，如果“疯洋洋”用心良苦的忠告放到各处的诗歌论坛上去看看，后果将会怎样呢？当头痛骂在所难免。骂也有多种多样，“你以为你是谁？谁赋予你权力，竟然要求别人不写诗？”“我们写诗是我们的事，管你什么事？”“你自己玩完了，怨不得别人，不要老想着酸葡萄。”“你的看法恰好证明你不懂诗。”“写诗是我的内心需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回家去好好学习吧。”诸如此类，完全可以想象，还会有更多振振有词的反驳理由和令人同情的激奋，而且也可以有多种理智或貌似理智的回答。
从社会学上说，诗不是一个“行”，因而就不存在改行问题。当代社会也有以诗作为自身之“行”的人，以诗的社会身份谋生，但这些人可不管能不能到达“荒原”，也不管能不能建立和谐，而是以谋生为目的，只不过久而久之将谋生手段当作目的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谋生手段的有效性使得他们以为手段其实就是目的，进而认为已经实现目的，那也是情有可原，所以不必说服他们放弃诗的手段。在人生的中途，再改头换面另择他途势必困难重重，在一条道上走到黑同样可以原谅，即使是一个错误，但并非罪恶。在人类学意义上，诗是一个文化现象，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只要人类还有情感、思想和想象力，只要文化传统不中断，只要人类生活还不能离开语言，总有人傻乎乎地以诗歌语言作为表达形式，这个文化现象或许仅仅是传统的回音，但仍然被人们所需要。而这些产生诗歌需求的人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艾略特，也不是兰波。不管他们如何幼稚肤浅，连同平庸的表达，或者是内心的诉求或者是虚荣的需要，都将作为文化现象而存在，因为他们暂时认为诗比较好玩，或者与其它玩法相比具有同等的效果。当然也有人失去控制，认为自己正在靠近天才和经典，免不了要掉进一个自己事先挖掘好的陷阱。当代文化生活的价值观已经分崩离析，谁都可以在多元中成为一元，谁怕谁？自己的这一元恰好是最有价值意义的一元也说不定。当年艾略特、兰波不是也没有立刻得到承认吗？这样一来，与诗歌建立密切关系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处在自己设置的防火墙内，同时又轻易获得了驱动诗歌的燃料。
现代诗歌运动在诗歌社会功能被彻底剥夺的情形下开始，与此同时，现代诗歌的抒情特性又被颠覆分解，图像审美方式进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代生活本身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审美生活，为了保持诗歌的尊严，现代诗歌不得不在语言中强行突破，试图创造出区别于日常语言和一般文学语言的语言方式，从而打开人类思维的另一个世界，因此，现代诗歌的每一次突围都要强调理论观念，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哲学支撑。不幸的是，诗歌语言仍然是隐喻的语言，根本不会出现语言神话，对于语言的过度操作并没有帮助诗歌脱离困境，于是另一种突出个人感受的倾向出现在诗歌当中，大量的现代诗歌排斥观念、思想乃至情感，演变为情绪化、感觉化的个人意识表现。然而，诗歌毕竟仅仅是人类的特殊语言方式而已，这个语言方式本身不足以构成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诗歌的结构也不是一个世界结构。诗歌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由人类发展的历史决定，倘若思想贫乏情感苍白，再怎么折腾也还是一场闹剧，认为诗歌能够代表人类建立世界图景的想法不过是无知的表现。
今年的汉语诗歌界似乎发生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然而这类事件是不是诗歌事件值得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事件，尽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性注意，可能会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造成一定影响，而对诗歌本身却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会使诗歌由牛市进入熊市，也不会由熊市进入牛市，因为诗歌本无所谓牛市和熊市。但是，网上出现的另一个事件并未引起足够的反映，那就是夹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自动做诗机软件的诞生和大量应用。听说一些重要新闻媒体报道了自动做诗机，而处在写作前沿的诗人群体好像置若罔闻，要么无动于衷，要么一味拒斥，看不到冷静的思考，或者诗人们太自信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动做诗机的讽刺性冲击如何致命，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瞻性想象力。也许自动做诗机的出现不会触动诗歌写作，诗人们仍将一如继往地从事连自动做诗机都做得好的诗歌写作。
自动做诗机当然不可能掀起一场诗歌革命，但是，六十秒钟做一首诗，每天不费吹灰之力生产成千上万首诗歌的能力，无疑可以摧毁当代汉语中的诗歌假象，并瓦解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诗歌阵营。自动做诗机首先打破了诗歌的所谓语言神话，诗歌语言发生的偶然性和语言发现包括所谓事物隐秘关系的照亮以及由此形成的张力，基本可以随机产生。
在早班火车论坛谈论自动做诗机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诗人说，“诗歌未必总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但科学却总是永远向前发展，而且现在已完完全全称得上是日新月异……网上出现了自动写诗的电脑软件，但这仅仅是最初级的写诗软件，谁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高级的写诗软件呢？……近五百年来的历次科学技术革命已经证明，科学技术越向前发展，对改变人类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力量越大，世界越来越接近一个真理：一切皆有可能。看看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吧：当我们的祖先在点桐油灯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的子孙们会使用上便捷的电灯；与电相关的电视电影电话等现代工具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飞机、航母、原子弹、克隆人、纳米技术等新名词，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困惑它们是如何悄然来到我们身边的；即便我们的作家同行们，两百年前他们也想不到我们的写作方式会告别纸和笔，投稿只需按一下电脑键盘发送而勿需邮局邮递。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没必要对写诗软件的出现冷嘲热讽，写诗软件目前还只是一个新生物，远未发展到它的成熟期，等它发展到成熟期的时候也许比诗人做得更好，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举世闻名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与电脑之间的人机大战，从十年前的全胜，到后来的胜负各半，而现在几乎没有胜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到目前为止，写诗软件还远没有下棋软件的设计更加精密与合理，但是作为不缺乏想象力的诗人，我们真的不应该对未来失去想象。”
他还认为：“将来也许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即写诗软件写出来的诗会成为诗歌艺术的一个新的门类，它与诗人写出来的诗之关系，就像照片与绘画的关系。也许在情感的表达上，写诗软件写出来的诗没有诗人写出来的诗合理和有力，但在技术可能更臻完美。不过这也难说，谁也不敢保证将来的机器人不会像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比人更有人性，这样机器人写出来的诗表达的情感也就更真挚。”
而燕窝说：“97~99年还是TELNET的时候，清华校园网的学子就用软件做了做诗机。自动机的一个关键是，打破惯常逻辑。现代诗也是在这一层面突破得很厉害，像朦胧诗之所以得名，也是因为“打破逻辑”。在前者和后者的打破逻辑间，必然有所不同。会衍生出一连串问题：1、逻辑在现代诗中起什么样的作用。2、逻辑的范畴如何？比如，一个按语法规则排列的句子，当然是普适性最强的逻辑，最易理解；一首像多多《居民》那样的优秀作品，打破了部分惯常逻辑，带来了分歧：有大学教授没看懂，有人拍案叫好；而自动机做出来的诗，一首和另一首仍然有不同的意义等级，有些作品就是一堆字，却由于种种前提被赋予意义，如禅说中的“什么是人生”“飞来一片石”……即，字与字之间排除掉语法的作用，它们仍然有着古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字不仅仅和字有联系，一个喜极和一个悲哀的人同样在墙壁写下“泪”就有不同的意义，字还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纠缠。3、打破逻辑带来什么？4、不同程度的打破逻辑带来什么？5、优秀诗歌作品的打破逻辑有什么特征、如何做到、在什么前提达成……”
清华大学学生们几年前的发明的做诗机大概没有在网上谬种流传，几年前曾经出现作古诗的程序，现在还能在网上找到。而这一次的自动做诗机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并在网上被大量应用，加剧了诗歌恶搞，这一次的自动做诗机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有人拿自动做诗机做出来的诗当作自己的作品进入诗歌界，如何认定？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写作与自动做诗机结合，或者把自动做诗机作为诗歌写作的辅助工具，那将如何评判？再如果，自动机做诗继续发展，改变目前的模式机械化缺陷，使一首诗的基本框架结构可以自由选择更换，同时又能生成类似于个人风格的形式，那又将如何？如果自动做诗机做出符合现有诗歌评价系统要求的诗歌作品，可不可以颁发奖项？以后看到诗歌作品，是否需要首先鉴别是人创作的还是自动做诗机的制作？
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几代诗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搞了多年诗歌写作，连自动做诗机能够做到的效果都达不到。就拿燕窝提到的打破惯常逻辑来说，有多少人能够毫无障碍地突破语法逻辑，有几个人能讲清楚突破语法逻辑之后的诗歌逻辑是什么逻辑？但现在自动做诗机轻而易举就做到了。这说明打破惯常逻辑的诗性思维不是诗歌写作者的专利，软件程序可以替代，诗歌神话不得不破产。既然自动做诗机随机产生的语言出现替代诗歌语言打破惯常逻辑的可能性，诗人苦思冥想疯疯癫癫的价值何在？这是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诗人不需要重新思考诗歌语言的特性和意义吗？人类对诗歌语言的狂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在自动做诗机那里得到满足。自动做诗机生成的所谓诗歌的随机产生的出乎意料，同样可以引起惊喜，让人得到语言上的愉悦，那么诗歌的语言愉悦就不再被写作独享。谁需要谁就可以拿自动做诗机来愉悦自己并愉悦他人，其实，如何应用自动做诗机也需要智慧，智商的高低和对自动做诗机熟悉程度在自动做诗机的应用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还有一个奇怪的后果不堪设想，以后遇到令人头痛的命题作文大可用自动做诗机应付。国庆节就能生成国庆节诗歌，端午节就能生成端午节的诗歌，需要写乡村就生成乡村诗歌，这也表明了现实主义反映论写作的困惑。谁要求反映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人们就可以用自动做诗机生产成千上万首诗歌大力颂扬。要是自动做诗机被应用至出神入化的地步，人们对诗歌的看法将出现始料未及的转变，也许将来的社会根本不要诗歌了，诗人的再次后退真要进入自己玩自己的时代，或者与自动做诗机对着玩。
一首诗当然应该有特定的指向，但是人们一直在无限制地阐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已经被诗歌写作自身搞得稀里糊涂，诗歌可以无所指，诗歌纯粹是感觉，人们通常认为诗歌的指向完全可以不确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怎么解释都可以。从别处摘录的片言只语往往成为自我辩护的证词，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什么“要改变语言首先要改你的生活”，什么“没有任何胜利可言，只有挺住才是一切”，甚至连“爱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句话都可以成为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上当受骗之后的自我辩解。在自动做诗机被应用的现在，此类对诗歌的糊涂认识已经不仅仅是糊涂，而是变成了打在自己脸上的一句耳光。自动做诗机生成的所谓诗歌当然不可能产生严肃的有意图的指向，因为自动做诗机将来再如何完善都是随机生成诗歌，然而诗歌似乎无所指的感觉化以及不确定性为阐释自动做诗机生成的所谓诗歌提供了理论条件，也就是说，人们照样可以为自动做诗机生成的诗歌写出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我们有大量诗歌评论文章论这个论那个，不正是这样的语言游戏吗？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判断自动做诗机生成的诗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
因而由此带来了诗歌写作的必要性问题，燕窝认为“有很多可能性，很多答案，很多细节……但它们总体可以归结为：1、自我的需要。2、自我对外部认可的需要。比如，我们对诗歌崇高价值的考虑，我认为可以归入这一大类。……写作的必要性越来越往内心的、自我的需要靠拢。”“……哪怕做诗机做得和我一样好，超过我，作为个体我仍然有写作的需要。就像呼吸。现在从网络上起来的一些诗人会浮躁些，但我记得最早一批在网络上写作的同行人，几乎都有着上述特质：他们为了（精神）呼吸而需要写作。他们中的很多后来都不写了，不需要这个孔来呼吸，这也很自然。”
但是，诗歌写作“内心的、自我的需要”对于诗歌作品而言，只是一个出发点，诗人主体的写作诉求不等于写作的成果，诗歌语言的表现形式并不必然真实反映写作诉求，诗歌表现的有效传达也不会因为主体诉求的良好愿望就能实现，搞得不好，恐怕连自动做诗机的效果都达不到，这样的话，诗歌写作尽管满足了“内心的、自我的需要”，其价值意义却无从谈起，充其量不过是诗人主体的自我游戏，问题仍然要回到“疯洋洋”的忠告上来，何必非要化费时间精力玩诗不可？“不如改行玩点别的”。“内心的、自我的需要”的确是诗歌写作重要的理由，也是诗人的信念，在诗歌丧失社会功能的当代文化环境中，诗人的这一信念比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得更为坚定。遇到对诗歌价值意义的质疑，“内心的、自我的需要”又是诗人最后的、唯一的挡箭牌。因此，诗人主体的写作诉求必然要突破“内心的、自我的需要”，与作为外部世界的自然界、现象界建立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不可能局限在诗歌本体上。汉语诗歌要回到诗歌，返回到诗歌本体上的观点没有错，而这仅仅是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的命运，对于诗歌本体并无实质性意义，因为诗歌就是诗歌，偏离于诗歌本体论意义的所谓诗歌作品是不是诗歌都很难说。诗歌写作诉求不是思想意识的来料加工，当然也不是诗歌审美倾向，更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于诗歌审美偏面化泛滥的偏面性纠正，只有在本体论意义上落实诗歌写作诉求才能实现有效传达，而写作诉求直接决定了诗歌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汉语诗歌的问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形形色色的诗歌审美倾向替代了诗人的写作诉求，误将手段当作目的；二是诗人陷入“内心的、自我的需要”，致使诗成为个人生活的审美游戏，诗人在诗歌中得到的报偿是“安乐死”；三是现实主义反映论诗歌观念引诱诗歌写作，干扰诗歌写作回到诗歌本体。当代诗人在三面夹击的困境中大多选择了投降，而现在，自动做诗机的出现不仅是对诗歌写作的打击，同时也是对诗歌敌人的摧毁。“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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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保卫现代诗歌及其对象》
---------作者：派拉蒙
近段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呼吁“保卫现代诗歌”，这里涉及到的需要保卫的“现代诗歌”，估计不是英语国家的“现代诗歌”，不是法语国家的“现代诗歌”，更不是西班牙瑞典等语种国家的“现代诗歌”，只能是汉语“现代诗歌”。
没有消息证实，汉语之外的其它语种国家也有此等“保卫现代诗歌”的呼声，唯独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才有人认为，汉语“现代诗歌”需要保卫。难道汉语“现代诗歌”正面临破坏其独立存在的攻击，诗将不诗，有成为沦陷区的危险吗？几十年前，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刻，诗歌曾经是民族救亡的战斗号角，且不论服从于民族救亡的战斗诗歌在诗学意义上历史价值如何，但毕竟血气方刚，是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如今的汉语“现代诗歌”不但不能作为保卫者，而且堕落为气息奄奄的受保卫者，这是汉语“现代诗歌”的咎由自取，还是栽赃诬陷？两者都不是，所谓“保卫现代诗歌”，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得出的错误判断。
即使诗歌有病，不过是误入诗歌的病人有病，诗歌有罪，仅仅是乔装打扮混入诗歌的敌人有罪。倘若既有罪，又有病，那也可以申请保外就医，何必非要在诗歌中折腾。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作为能够成就，更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的产物。诗人作为诗歌中的精神主体，不是以诗人人数的数量复制取得存在意义。诗人以崇高、深刻、广阔的诗歌精神屹立于文化传统之中，是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历史本身。
“现代诗歌”应该就是指二十世纪初以后的汉语“新诗”。尽管“新诗”诞生于汉语诗歌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道路曲折，命运多舛，至今尚未建立无愧于汉语诗歌传统的功勋，但是，“新诗”是汉语民族的声音，不是诗人个人才华的表现，所以，也不会因为诗人个人才华的有限而终止，“新诗”是无限中的无限，根本没有必要保卫，况且，谁有资格保卫？“新诗”延续着伟大的汉语诗歌传统，而且在开创诗歌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诗”传统，是崭新的诗歌语言秩序，不会因为偏见而倾覆，也不会因为出于自私的瓦解而毁灭。“保卫现代诗歌”中的“现代诗歌”只能是此时此刻的当代诗歌，但是，当代诗歌作为“现代诗歌”的当代生态和状况，是“新诗”的延续，何劳保卫？所谓“保卫现代诗歌”无非是害怕被诗歌抛弃的人的挣扎和呼救，他们要保卫的不是诗歌，而是他们自己。“保卫现代诗歌”是他们自己向自己扔出的救命稻草。
退而言之，假设“保卫现代诗歌”的理由得以成立，那么保卫谁呢？由谁来保卫呢？以什么手段保卫呢？诗人以诗歌写作行动挑战个人才华，反过来，个人才华决定了诗人的行动能力，而个人才华绝不可能与是否受到保卫有关。诗人的写作是远远大于个人才华表现的诗歌行动，服从于人类命运，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探索，是不妥协的产物。如果当代诗人将诗歌改造成自我满足的城堡，在其中满足于个人才华的表现和谋取精神虚荣，这样的诗人没有必要保卫。历史的经验证明，伟大的诗人和强悍的诗歌精神从来就不需要保卫，他们的行动恰恰就是与外部世界的对垒和斗争，甚至与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反其道而行之，荷马宣扬暴力，但丁热衷于报复他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报复的敌人。当他们感到无力支撑，失败在所难免，决不要求保卫，他们知道如何自我了断，只有庸人才祈求庇护。因此，陷诗歌于受“保卫”的境地不是诗歌的耻辱，而是呼吁者的耻辱，“保卫现代诗歌”是没有受保卫对象的虚假口号。这是一。
其次，号召哪些人来“保卫现代诗歌”。社会机构团体吗？机构团体以自身的宗旨作为处事原则，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协调作用，只能保护机构团体本身的利益和成员利益，诗歌精神不可能成为机构团体的行动指南。即使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诗人团体，那也只能保护诗人作为社会人的利益，无益于诗歌精神的传递和发扬，诗人在传统中的竞赛始终是孤独的斗争。寄希望于诗歌读者吗？但是，隐秘的诗歌读者不仅不可能形成力量，他们也没有义务行使保卫职能，而且，诗歌读者在理论上天生就是决定诗歌存亡的法官，怎么可以要求法官保卫由他判处死刑的案犯的生命？即使强迫诗歌读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为诗人提供物质条件，扩大诗人的生存权，并且齐声诵读诗歌，那也无济于事，垂死的照样要死去。数十年的“新诗”历史不是已经给出答案了吗？“恶搞”诗歌的事件没有错，“恶搞”也是人类的自然权利。“现代诗歌”的一大特征就是多元价值观，诗歌内部的各行其是已经发展到指鹿为马都有权成为诗歌价值和意义，难道来自诗歌外部的价值观就可以判断为“恶势力”？当代诗歌内部的实情表明，对于传统和经典的“恶搞”和瓦解是一些人成就自我的路径，“现代诗歌”的本质就是反对权威，“现代诗歌”的历史表象不就是崩溃分裂吗？
那么，是否有可能号召全体诗人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呢？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诗人们面对“恶搞”诗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诗人不是行业协会的代名词，诗人的个体精神活动之间不应该形成集体意识，诗人不应该全体团结，而且不可能全体团结。充其量，诗人们只有小群体利益，对于此小群体的保卫，实际上就是对另一个小群体的打压。诗人们不是低智商的白痴，当代诗歌内部小群体之间的“路线斗争”史教育了诗人，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取胜的不是全体诗人，而是善于扩大自身地盘的人，一旦外侮去除，内战就迫在眉睫，而诗歌的胜利取决于自我的搏斗，不是由外部斗争的成败决定的。作为诗人，他的创造力以及对创造力的反响才是最好的报偿。因此，诗人们的团结是可疑的，诗人的个人言论仅仅是个人立场表达，目的是自我保护。当然也有认为天赐良机，借此抛头露面，当作亮相机会的人。
再其次，以什么手段“保卫现代诗歌”。经济的手段吗？税收和行政性罚款构成国家经济手段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并实现利益再分配，而公民之间经济利益由契约关系调整，但是，无论如何，经济手段都无法规范和调整诗歌这个艺术行为，要求损害“现代诗歌”的行为人付出经济代价显然不现实。行政的手段吗？没有一个政府行政部门为“保卫现代诗歌”的艺术价值而设立，当然也没有任何一部行政规章涉及“现代诗歌”的艺术价值，依靠行政手段“保卫现代诗歌”从何谈起？法律的手段吗？从宪法、刑法到民法，没有一项条款维护“现代诗歌”，法律不能确保“现代诗歌”不受批评攻击。如果法律手段能够“保卫现代诗歌”，那就意味着可以对“恶搞”诗歌者起诉，这倒可能是诗歌本身的灾难，从此以后，凡是受到批评攻击的诗人均可以起诉批评者，文学批评将不复存在。最后只剩下道德谴责这个手段，但是，“现代诗歌”以保卫自身为由去谴责“恶搞”者，无非是笨拙的反批评而已。在道德上，诗人并无先天优越性，“现代诗歌”包括诗歌传统从来不是卫道士，“现代诗歌”的反叛性、反权威性和反道德性与“恶搞”简直就是孪生兄弟。
由此可见，“保卫现代诗歌”的受“保卫”对象非常可疑，“保卫”者又如此不确定，连“保卫”手段都无法落实。所谓“保卫现代诗歌”实在是无中生有，轰轰烈烈的声援和“力挺”，除了打空炮还是打空炮。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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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文学死了，而是那个谁死了》
---------作者：派拉蒙
还是要引用木心先生一段话，“我们姑且出土一个‘迈迹’，注释起来是‘无所因而奋发自主’，我则戏称为志前之志。迈迹状态是很可爱的。是不参加比赛的竞技状态，广义而观之，也是都在比赛之中，只是自然界无奖、无赏、无名次。植物动物都是很迈迹的，一切我能看到的植物动物，我几乎都喜欢（有少数，实在不愿恭维），就在于鉴赏它们的无所因而奋发自立。到后来，一见到人，我就没有这种好心情，人如果止于迈迹，终究乏味。许多奋发自立者，就差在无所因，充其量是生命力亢进。所以讨厌。”
这段话的关键是“无所因”，人“就差在无所因”，“所以讨厌”。但人都是有所因的，叶匡政在“新浪”上说“文学死了”，继而在现代文学馆宣布“文学死了”，也是有所因的。其一是文学究竟何所因而死了？其二是何所因要大叫“文学死了”？其中必然有所因，而且在有所因的背后还另有所因，否则“南方都市报”又何所因要借题发挥？
“文学死了”，这很好，只要生产文学的人不死，这就很好，但作为个人的人总归要死掉。“死了”与“馆”凑到一起，说句大不敬的话，容易令人想起殡仪馆之类，活活成为死的象征。殡仪馆是个永不衰败的行业，每个人无可奈何要做殡仪馆的顾客，除非谁愿意死葬身之地，那就是不得好死，死而不得其所了。现在是“文学死了”，那么“文学”是谁呢？“文学死了”这一声大叫，听起来好像是宫中太监宣布大行皇帝“驾崩了”，从前秘不发丧，如今是时候了，另一方面，“文学”又神使鬼差，通过“文学死了”这个思想以其它形式成了“转世灵童”，这好像就是“重新获得了创造自己文本的权利”，以及使用这“权利”创造的或将要创造的文本。原来“文学死了”，但谁都没有死，因为谁都不愿意就此死掉，好死不如赖活，变着法子要活下去。
看来，“文学”仍然死乞白赖活在世上，我们是否可以“强烈要求”叶匡政向“文学”道歉？他竟然“不惜捏造谎言，全盘否定当代”文学“成就，彻底否定所有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为健康良性的人文环境的建设不断努力的”文学们，“这样的谎言非常容易欺骗善良的读者”，这岂不“是一股新的愚民势力，他们不惜制造谎言欺骗民众，企图全盘否定当代”文学“的所有成就，企图否认所有建设健康良好的人文环境的努力，他们企图在大众中制造新的愚昧”，“所有有良知的人”是否“都应该站出来，对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写过《烙印》的臧克家先生说过：“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仍活着。”这句话刻毒得很，不能再刻毒了，将活人当死人，又将死人当活人，诅咒活人死掉。谁愿意用在谁身上都有十足的道理。或者是好人死了，“但仍活着”，可是以什么价值观判断好人是谁？正如“文学”是谁？“死了”的“文学”又是谁家的“文学”？坏人也未见得死了就拉倒了，曹操不是常要被当作坏人吗？作为人，曹操早就死得彻彻底底，但还是常要被拉出来。毫无疑问，汪精卫肯定是一个死上加坏的人，但还是常要被拖出来，评头品足。而死了的“文学”怎么可能死得安宁，“文学”即使死了，尸体让人翻过来翻过去，早晚要被分光吃光，“食人族”乃至“食尸族”还是有的。
紧接着，叶匡政还列举了“十四种文学死状”，依次是“文学理论死了！文学批评死了！文学史死了！文学研究机构死了！文学学术刊物死了！文学教授与研究者死了！文学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死了！文学教材死了！文学报刊死了！出版社文学编辑死了！作家协会死了！作家死了！文学读者死了！文学奖死了！”死相难看，说不定还有死得更难看的尚未发现，但这就是“文学”吗？难道“文学”什么都不是，就是这一切？而这一切又是谁？因此，不是“文学死了”，而是那个谁死了而已，至于那个谁是谁，吃饱了撑着，谁愿意谁去追究。当今世界，有的人活着，因为不免要一死；有的人死了，因为终究要活着。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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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访谈、序文及答卷》
---------作者：派拉蒙
木心先生在《即兴判断》这本书中如此说：“甲讲了一段话。乙说：对。乙讲了一段话。甲说：对。《对话录》原来是这样架构的，‘对’也有，‘话’也有。”柏拉图发明对话录这种文体，原意是要通过对抗辩难迅速切入问题，省略起承转合。孔老夫子也搞“子曰”，不过他当时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对话录的计划，后来他的弟子觉得老师讲的话重要，这才以文字记录，结果搞出一部结构松散的文献。无论柏拉图还是孔夫子，都不会预见到他们身后，对话录竟然如此风行，世界上采用对话录这种文体的著述汗牛充栋。木心先生说话素来风趣，词锋犀利，慈悲中暗含刻薄，他如此形容对话录，令人惶恐不已。但木心先生《鱼丽之宴》一书也有“对话录”，题目为“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想搞“对”与“话”者尽管放心继续对话并录之。只是不要试图与木心先生比拼，他的“风言”和“嗻语”非常人可为，况且人家木心先生也没有以“对话录”命名那篇问答，老老实实称之为“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
问在先，答在后，一问一答，本无什么天机秘密，而问者不甘心单单就疑惑发问，有意无意要插入自己的观点见解，因此现在的“问答”大多进化为“访谈”了。既然“访谈”，势必超越问答，主客角色不时实行交换，直逼对话录，由问答转入讨论，不得不命名为“访谈”。“访谈”也无不可，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趣，尽管大胆访谈，不必左顾右盼。现在的“访谈”文字，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无论在提出问题阐述观点，还是在积累资料方面，大概也有建设性价值。比如，木朵一直坚持的诗人“访谈”，以一人之力，耐心研读诗作，遍访各类当代诗人，由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终可做成史料性文献。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访谈”不幸被木心先生言中。甲说“正如你三年前所说”，乙说“正如你两年前所言”，如此投桃报李，不是没有，有愿意对号入座者，不妨自己照照镜子。
“访谈”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兴文体，原因复杂，其中大有奥妙。“访谈”文体特有的互动功能，往往应用于采访和讨论问题以外的目的，“访谈”不再作用于采访，讨论问题也降到次要位置，“访谈”演变为互相烘托、互相缠绕的贿赂性文体。“访谈”的首要条件是你来我往，必须形成“二人转”结构，“访”与“谈”正反两方之间的友情既是叙述线索，又是内在动因，“访谈”之间眉来眼去，牢不可破的情义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休想在此类“访谈”中观看针尖对麦芒的讨论，因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小访大，以低访高，或以未名访知名，那是大对小和高对低以及知名对未名的抬举，反过来，又是大对小和高对低以及知名对未名的恩惠。“访谈”文体在当代诗人之间的沟通、润滑作用日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很有一些人以“访谈”为荣，“访谈”成了跻身于诗坛的途径，上档次的台阶，上规模的投资，同时也是出入诗歌领域的身份证，然而他们很少有木朵的耐心、恒心与访谈范围，预期目标一旦实现，他们就不再浪费时间精力了。
能够反映当代诗人关系的文体还有诗集的序文。与温饱思淫欲相似，经济对文化产生催情作用，当代的诗人积累了一定作品后，大多自费出版诗集。在王阳明先生那个时代，江南一带的闺中才女就已经流行缔结诗社，吟风弄月，何况当今盛世。明清之际，传统文人的初级阶段目标是“刻一部稿，娶一个小”。“刻一部稿”就是自费出版著述，“娶一个小”乃是娶小老婆的意思，如此在精神和生理上一起获得满足，说明这个读书人的经济地位不可等闲视之，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只手都不软。出版诗集，自然要附上序文，或者自序，或者请人作序。洁身自好者，反复权衡利弊，以为自己作序文不失为爱惜羽毛的恰当方式，又避免了惊动别人的麻烦。后进者遇到自己的作品结集成书，心中忐忑不安，请前辈师长作序，以表示谦逊讨教，其中也有要求推荐介绍的意思，因而当代诗人出版诗集千方百计请名家作序文的现象依然蔚为成风，苦心孤诣，精神可嘉。比较而言，数同辈之间互相为对方的诗集作序最经济实惠，序来序往之间，不欠人情，不需要润笔资费，由于没有代沟，双方无理解障碍，才智过人者写来字字珠玑，捧场的话也说得贴切稳妥。序文也并非尽是应酬文章，近的不说，远的如昭明太子萧统作《陶渊明集序》，说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一言九鼎。再如艾略特为西蒙娜.薇依的《扎根》作序，与他在序中提及的居斯塔夫.蒂蓬为薇依《重负与神恩》所作序一样，均能“持久地与薇依的著作相伴随。”
然而序文大多出于人情关系，不能不是装饰性文体，阿谀溢美之词难免，固执己见讲真话的罕见，能够回避概括和判断转而旁敲侧击，叙旧记事，已经属于高智商了。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对讲真话耿耿于怀，实因为讲真话是远胜于蜀道之难的难事。比如我在此提及木朵的诗人访谈并借机美言，倘若木朵日后认为我也有史料价值，突然“访谈”，岂不要立刻显示出我的虚伪，可见真话也是陷阱。为防将来遭遇不测，特此设下伏笔以自救。即使我在列举序文时舍近就远这一细节，也不免有故意清高之嫌疑。
“或者”与“诗生活”两个网站联合推出“中国诗歌调查”，我猜想其用意是收集当代诗歌资料，从而反映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调查问卷前言声明“问卷的设计覆盖面广，以诗人、诗评家为主要对象，旨在对当代中国诗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回答问卷者必是诗人或诗评家无疑，所谓“诗人”，宽泛论之，凡写作诗歌者皆有资格称作诗人，以严格态度论之，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可以当之无愧？暂且不论资格问题，就说如何做答卷。第一题：“你如何看待各类诗歌奖项？你认为近年来文学界哪个奖项最具或最缺乏公信力？”当代诗歌的奖项有媒体和诗歌活动助威，来势汹汹，去势也汹汹。获奖诗人和主其事者当然不会否定奖项的公信力。而与奖项无缘者或出于诗学观念或出于狭隘心态，必然不承认有公信力。对奖项有期待者，思前想后，既不愿得罪奖项，又不肯授人于柄，只好尽量含糊其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问题是，关于诗歌奖项的公信力说来说去，见仁见智，究竟谁的意见有“公信力”呢？第十二题：“你认为朦胧诗人的成就是否被夸大了?你觉得朦胧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谁？”不谈何为“朦胧诗”之说，倘若对多多五体投地，又认为北岛影响更大，如此怎么选择，怎么选择才是真话？艺术成就与影响力有无必然联系？喜欢与否是不是与艺术成就相关？要是很多人都认为北岛艺术成就大，岂不成了“大家觉得”，而非是“我觉得”？
“朦胧诗后，你最欣赏哪三个诗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服从小圈子观念和个人趣味，是一种办法。选择昌耀、海子这样的已故诗人是一种办法，不伤大雅，又无关利害。坚持唯知名度论，也是一种办法。比较有意思的办法是避实就虚，不正面回答问题，对真正欣赏的三个诗人名单实行保密，发明一个理由，以其它话语虚与委蛇，莫测高深者终究还是不可测，是为上策。或者，不妨以不可一世之大无畏精神回答：一概不欣赏。理论根据是英国人拉金的话：“关于当代诗坛，我只能说，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不无道理，但是，当真没有欣赏的诗人吗？恐怕不见得。总而言之，我深恐在回答这份问卷时掉入自己的陷阱，木心先生说：“唯中年的无知者可怕。年幼无知，很可爱，来日方长，说不定将是个哲师圣雄。年老无知，也可喜，终究快要结束其如假包换的真的废话了。”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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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米沃什谈话》
---------作者：派拉蒙
“性情”，这个中国古典诗学概念，波兰诗人米沃什大约不会怎么欣赏，因为几乎看不到他在诗歌中直接表现个人性情和趣味。而“风骨”和“神韵”，这两个中国古典诗学概念，在米沃什的诗歌中表现得极其充分，他会不赞同“诗言志”吗？
米沃什的诗歌无意于表现，也无意于呈现，在本质上，他的诗就是他的思想，是思想的语言形式，高度抽象，但又高度具体形象。主体鲜明和意象生动这两点构成了米沃什诗歌的形象性。他的诗歌突破了抒情诗的局限，对当代诗歌的困境，他可能早有预料。他的诗歌话语一层一层打开内在现实空间，强烈的情感在时间序列中波澜起伏，形成变幻莫测的思想节奏，直接指向真理性。因而，米沃什的诗歌暗流汹涌，仿佛脱口而出，但毫不含糊，坚定而准确。
波兰语写成的米沃什诗歌主要由绿原、杜国清和张曙光译成汉语，虽然由英语转译，但米沃什诗歌特有的思想节奏在他们的译文中都得到清晰再现。他们卓越的工作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汉语的米沃什。张曙光翻译的《切·米沃什诗选》出版后，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米沃什雄浑、硬朗的语言风格在译文中损失不小，其实，张曙光译文纯正的现代语感，有助于汉语读者理解米沃什。思想就是语言，没有语言不能思想，深入米沃什的思想更需要流畅的语言，而且，张曙光的译文在米沃什诗歌的感性呈现传达上，与绿原、杜国清的译文相比也不见得有何逊色。尽管通过不同译文的对照阅读，在个别细节上，三种译文中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处，多少降低了诗歌蕴含和意象张力，但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难以实现精确无误，种种遗憾并不影响对米沃什诗歌的理解。
在短时期内，能够通过三种译文读到米沃什的大量诗作，是汉语阅读的幸事，使得在汉语中谈论米沃什的空间扩大了数倍，也使得以汉语译文为依据谈论米沃什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应该向三位翻译家致敬。比如《赞歌》《希腊夫妇雕像》《大师》《凡我国土》《应该，不应该》《宣判》《无常》等作品均有不同的译文，值得反复比较阅读。
可以从每一个诗人的作品中选择一首诗作为他的象征符号，这样的选择应该从思想、情感和表现形式三方面综合考察。张曙光翻译的米沃什《琐碎的谈话》这首诗篇幅不长，只有十三行，与米沃什沉稳的叙述以及舒缓的节奏略有不同，换句话说，米沃什诗歌的风格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并不突出，因而这首诗可能并未受到关注，至少没见谁特别提到。
《琐碎的谈话》是一首速度迅猛的短诗，内在冲突异常剧烈，然而又结束于一个静止的瞬间，呈现出开阔的境界，思想的深刻性和语言表现的丰富性并不亚于米沃什的其它作品。米沃什诗歌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谈话，叙述描写和议论都是谈话的构成要素，他几乎从不为表现而表现，也不为呈现而呈现。米沃什的诗歌是谈话，他的思想在交谈中展开。他的诗以谈话为外在形式，以琐碎为谈话方式，他遵循的逻辑是情感的逻辑，他的谈话方式体现了他的不妥协态度。
“——我的过去是一只愚蠢蝴蝶的跨海航行。”这首诗的第一行平淡无奇，缓慢的语调导引出反思，个人经历的沧桑和现实世界的无限在这里得到高度概括。蝴蝶的跨海航行意味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米沃什个人勇气的表现。
“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第二行立刻以决绝的语气承接，代之以一个暴力场面，象征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境遇，逼近绝望的临界线。“我得到了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第三行将前二行应该继续的延展切断，猛然发问，历史性的质疑在这里如同霹雳，表面上似乎是自我设问，实质是对人类命运的永恒追问。痛苦、反抗与得到什么之间的关系，由于语法形式的倒置，突现出悖论的荒谬性，同时又隐藏着惋惜之情，然而又无从把握，米沃什式的自我质疑在这首诗中形成了一个核心。
“——把握瞬间，即使一秒钟，”在第四行，时间意象横空出世，围绕着时间，贝壳、手掌和珍珠这三个意象互相快速转换，赋予时间一个动态的外形，主观意识得到客观化表现，建立起一组变幻不定的图景。“当它优美的外壳，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你得到了什么？/一颗珍珠，一秒钟。”意象变化的速度几乎迅雷不及掩耳，时间的运动在一个幻象空间展开。“你得到了什么？”与前面的设问“我得到了什么”呼应对立，二者之间的人称变化加强了情感张力。“珍珠”意象的价值属性肯定了时间的意义，而对“痛苦和反抗”的间接否定似乎表现为妥协，承认了时间虚无，但是这种否定从反面肯定了人类的信念。
米沃什继续追问时间的意义，“——在一瞬间，一颗珍珠里，在那颗从时间中救出和星中，”诗的第八行将时间的客观表现形式通过意象变化递进到宇宙空间，导引出关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人类的时间在宇宙时间中实在微不足道。“你看到了什么，”米沃什重复前面的设问，而这次立刻从时间的抽象退出，降落到现实中，“当变幻的风停歇？”这表明人类不可能离开地球，尽管人类生活存在着各种矛盾，正义与邪恶的冲突无处不在，现实状况从来就不符合人类的梦想，但是，谁都无法摆脱自己是人类一员这个命运。
“地球，天空和海洋，满载货物的船只/洒满露珠的春天的黎明和遥远的公国。”第十行与第十一行，视线在不同的角度切换，构成开阔的图景，对“遥远的公国”的眺望生成历史纵深感，不过，这不是对历史社会形态的赞美，而是对人类经验和个人经验的回顾，是关于时间的挽歌。“在充满宁静光辉的奇异陈列中/我观看却并不渴望，因为我已得到了满足。”最后，米沃什站立在时间外面，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人类的矛盾冲突，无所谓得到或得不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得到。
在这首诗中，米沃什以思想的节奏表现强烈的情感，以变化的意象表现时间运动，以变幻的空间结构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他的谈话突破了转折和递进的一般规律，时而出现断裂和剧变，时而激昂上扬，时而降落徘徊，顿挫而沉郁。“琐碎的谈话”这个题目本身就形成了对米沃什诗歌的整体印象描述。米沃什曾经说过，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就无法谈论诗歌，因而也可以认为，他的诗歌不失为意味深长的形式，与其说米沃什使诗歌获得尊严，不如说他的诗歌本身就是诗歌的尊严。米沃什说出的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2006-7
附诗：
米沃什《琐碎的谈话》
——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
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
我得到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
——把握瞬间，即使一秒钟，当它优美的外壳，
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
你看到了什么？
一颗珍珠，一秒钟。
——在一瞬间，一颗珍珠里面，在那颗从时间中救出的星中，
你看到了什么，当变幻的风停歇？
——地球，天空和海洋，满载货物的船只，
洒满露珠的春天黎明和遥远的公国。
在充满宁静光辉的奇异陈列中
我观看却并不渴望，因为我已得到了满足。
张曙光译
